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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11日，大年三十快十一點了，雙鴨山礦業公司東保衛礦信訪法律科科長、疫情防控辦公室主任崔維江還在辦公室里忙。從年三十到節后開工，需要對全礦1470人進行再排查，對行蹤報備登記。
“紅色防疫”總網格長
進入2020年12月，剛剛有所緩解的疫情卻在國內局地多點進行反撲，遼寧大連，河北石家莊、邢臺，黑龍江望奎、綏化、哈爾濱，連續多日出現新增病例，臨近春節，返鄉客流高峰即將到來，這讓礦區的形勢驟然緊張起來。
12月22日，雙鴨山礦業公司召開疫情防控工作會議，明確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極端重要性，在“十四五”開局的特殊節點，在全面邁向智能化發展階段的關鍵時刻，不允許出現任何的閃失，要把疫情防控當作政治任務，要把職工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，堅決鎖定疫情防控與安全生產第二個“雙勝利”目標。
疫情就是命令，防控就是責任，東保衛礦黨委按照雙鴨山礦業公司黨委建立公司、礦、區科支部、段隊班組四級“疫情防控管理網格”部署，以黨組織作為紅線脈絡，織起“紅色防疫”網格——
以居住地點近、工作地點近、關系走動近為原則，建立二級網格一個、三級網格37個、四級網格169個，每個網格人員控制在10個以內，各層級網格長全部是黨員、入黨積極分子，沒有黨員的由班組長、生產骨干擔任，做到礦不漏隊組、隊組不漏班組、班組不漏人，東保衛礦還將私傷人員、長欠人員也都入網入格，由工資科等相關部門負責管理。
崔維江是東保衛礦紅色防疫總網格長，全礦的流調信息最后都要到他這里匯總——
電話響個不停，采訪經常被打斷。機電區黨支部書記打來電話：“我是機電區網格長閆福生，我單位一個職工子女要返程，該怎么執行報備？”
培訓中心網格長羅賢明匯報：“維江，你說的信息屬實，我單位確實新轉來一名職工，現在總數14人。”
有的已解除隔離的返雙職工子女打電話詢問，想要去哈爾濱轉一轉，現在可不可以……
煤礦三班作業，有的生產段隊支部書記匯報工作，常常是四點班升井，深夜十點多鐘，崔維江一直等著他們，等所有信息都回復完，才上床休息。
根據職工個人提報名單和子女就學、務工地點，東保衛礦編制了風險區域分隔表，進行分類填報。其中一位職工家屬從河北邢臺返程，對他執行的是一對一的報備制度，崔維江每天與當地社區防控中心主任通報隔離措施和監測情況，直到7天解除隔離。
從年前統計數字看，東保衛礦有402名職工子女和家屬在外，有238人不返鄉、51人返雙、29人待返雙、84人不確定；大年初三以后，馬上就會有離雙人員，他們到什么地區、坐什么車、哪一天出發，而且年后還有返雙人員，崔維江通過基層逐級上報的信息進行統計、篩查。
到正月初四晚上，已經排查流調了1043份。
因為工作量太大，經常到了飯口還忙得不可開交，身邊的領導和同事都給崔維江打過飯，礦黨委副書記梁國友到了食堂第一件事是看有沒有崔維江愛吃的菜，有的話就先打一點用塑料袋包好，然后才打自己的飯。
有一天礦長王世芳來到他的辦公室，說：“維江啊，這是我屋的鑰匙，有一件方便面和腸，你拿過來，餓了對付一口。”
最精準的排查方法是——用心
“外防輸入”的關鍵環節是排查流調。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突襲荊楚大地，蔓延波及全國，排查流調有明確指向性，但今年不同，疫情呈多點爆發之勢，不知道哪里有疫情，又可能哪里都有疫情，給排查工作帶來很大困擾。
“怎么辦呢？”崔維江犯了難，眉頭緊鎖著，愁得一宿沒睡著覺。
結合去年的排查經驗，他整理出思路，用“三查四法”排查，就是：返程落地“必查”、隔離期間“必查”、核酸檢測“必查”，用預測排查法、點對點聊天法、社區聯防法和分類監測法做好流調工作。不久，雙鴨山礦業公司黨委實施黨委、支部、黨員網格化管理，他又給予完善，排查的目標是“三包四清楚”，這樣以社區的力量、礦區紅色網格的機制和不可或缺的工作責任心，互為補充、互為印證，形成對返程人員隔離期間的完整監測、工作閉環，對這些工作，礦黨委領導給予充分認可，專門派人分擔一些事務性工作，讓他專心做好人員排查。
所有的排查方法，最精準的是——用心。
在基層呈報的信息基礎上，崔維江通過打電話、加微信，一對一去核實，最多一天打了119個電話，其中一個電話打了半個多小時，有的不清楚報備程序、隔離方法，有的質疑，“我這里解封了，為什么回去還讓我隔離？我回家過年，不就是想看看父母嗎？”為了溝通好，崔維江前后打三四次電話，一遍遍解釋：“你在沿途還是存在風險的，企業是為了企業的安全、職工的健康才做出這些防控措施，只有每個人都避免風險、減少風險，企業才能沒有風險，希望你能理解。”
利用大數據進行兜底核對，確實可以有效地完善信息排查，但有一次卻出現分歧。
一位網格員向礦里反映，單位一名職工的孩子要從大連返回，應該居家隔離，但家屬說社區沒要求隔離，怎么辦？崔維江一想，不對啊，大連正處于疫情高發期，不可能不貼上封條隔離啊？他馬上打電話與該社區主任核實，社區主任承認，確實報備了，近日有居民要從大連返回，至于為什么不隔離，一核對信息，原來是把住宅樓的A座與B座搞錯了，后來這名職工家屬隔離后做了核酸檢測，排除了風險。
打這以后，在崔維江的建議下，與社區主任建立了微信群，這個社區主任又帶動全市17個社區主任入群，這樣協作排查方便多了，特別是寶山區東興社區，七星星隆社區、星吉社區、星河社區，雙鴨山農場鴻越社區等，崔維江始終與她們保持密切的合作關系，信息上互相補充完善，使流調工作更加細致準確。
如今崔維江是礦里的“網絡紅人”“學子家屬群”群主，“礦與社區聯防聯控群”群主，全礦23家單位、23個微信群，他均占一席之地。其實這樣方便了工作，通過各單位上傳的動態、簡報、信息，排查更及時、更準確了，不像以前單純看報表，篩查起來慢，信息還有誤差。
看他每天忙得不亦樂乎，有同事跟他開玩笑：“一天這么干，你累不累啊？”崔維江很認真地回答：“雖然很辛苦，但不累，因為覺得這么做是對的，不讓領導操心，不給企業添麻煩。”
“暖心”大使
“戰役到了關鍵節點，黑龍江省已經進入應急狀態。在這個時候，我們更應該懂得，你們的平安健康是寄給家人最好的禮物，企業的興旺就是我們最大的靠山，為了企業和家人的平安，讓我們齊心戰疫、共筑防線。”
這是崔維江自己編寫的倡議書，發到“學子家屬群”中。看似單調的排查工作，崔維江卻做成了“暖心工程”，他仿佛“暖心大使”，經常提醒各單位網格長，“排查流調，就相當于入戶走訪，要包人、包事、包不出現險情，看看家里有沒有什么事，能做點什么。”
“發乎心，止于禮”，他用暖心暖語來溝通，一些冷言冷語也化解了，職工與企業的感情也更近了。
在排查時得知一位退休職工無兒無女，家在嶺東，跟八十多歲的老母親住在一起，本身又有糖尿病，身邊沒有一個照顧的親人。崔維江對他放心不下，年前特意去看看，還從自己的腰包掏出500元錢，怕老人不要，說這是企業給的救助金，老人才拿起了錢。
有一個職工的孩子回來后需要隔離，可家里沒有空屋子，為了支持職工安心上班，崔維江就把自己的房子騰出來，讓這孩子住7天，解除隔離后，孩子高高興興回到自己的家。
“我就是想為老百姓做點啥，給企業做點事，不愧對自己的心，別的沒想那么多。”面對記者的采訪，崔維江一再解釋。
崔維江是在七星礦長大的普通礦工的孩子，小時候，他家曾經有五年時間吃不上自來水，每到過年，哥哥姐姐們都要到別人家去挑水，只有把所有的水缸都存滿了水，才能出去玩，時任七星礦工會主席找人單獨從主管道給他家甩了一條管路，才結束挑水吃的歷史。后來，七星礦因資源枯竭退出，他只好等著分配，是礦長王世芳把他們帶到東保衛礦，所以，對企業的感恩之心他是發自肺腑的，對排查人員的關愛是自然而然的。
“學子家屬群”有101個職工子女，崔維江習慣稱呼他們“孩子們”，“孩子們”返程回雙，他的呵護就像高鐵一樣一路鋪到家鄉：
“天暖開化，道滑，請小心。”
“路途遠，把口罩戴好，這樣才能不怕被別人傳染。”
“到家第一時間做好個人防護，第一時間告訴我。”
大年除夕夜，他自編了“新年送五福”發到群中：“一福祝愿你們學業有成，二福祝愿工作順利，三福祝愿家人幸福安康，四福祝愿大家順順利利奔向幸福美好的明天，五福祝愿東保衛煤礦職工、家屬吉祥如意！”附帶送上一個大紅包。看到孩子們點開，他鎖著的眉頭舒展開，咧開嘴笑了。
窗外雪花紛飛，群里春意融融，學子們紛紛給崔叔留言：“辛苦你了，為我們這些回家人做防護，為了一方凈土而付出。”“最感謝你，從你身上我們看到了雙礦職工的優秀。”還有個職工家屬執意要單獨給崔維江發紅包，崔維江發個微笑表情包，說“這個不可以”。
孩子們后來達成一致：“叔叔，這個群不要撤，我們也不退群，以后還要回到自己家鄉的，我們來減輕你的工作。”
生病的妻子問：“能不能給我們娘倆留點空間？”
由于長時間伏案工作，崔維江患上了嚴重的頸椎壓迫腦神經癥、慢性闌尾炎，每天都疼得非常鉆心，實在受不了時甚至拿腦袋撞墻，從去年8月開始，一直靠打針、吃消炎藥來緩解自己的疼痛。
去煤炭總醫院檢查，大夫說：你不能不把身體當回事，闌尾炎必須手術，會穿孔的。崔維江說等過段時間就來做手術。
妻子聽了，恨恨地埋怨他：你就忙吧，等嚴重了，你就不忙了！
其實比病痛更折磨人的，還有來自精神方面的壓力。
如今，崔維江為吃水發愁的父母已經離世了，當年挑水的兩個哥哥，在前后不到20天的日子里，都因病去世，先后離他而去，那些天，他身心俱疲地奔波在兩個醫院，眼睜睜看著他們離自己而去，巨大的精神打擊讓他幾近崩潰，很長時間走不出來，情緒很焦躁、很壓抑。所以，當疫情來襲時，他真的怕——
“健康多么寶貴，平安多么寶貴，要愛惜生命啊！千萬不能因為疫情停產， 那職工吃啥、喝啥？”所以，千方百計把工作做細、做實，哪怕再麻煩、自己再累，也要堅決守護一方平安。
周六周日也要加班，家里根本指不上他，岳母在他家住了19年，只要回家，第一件事是給岳母做飯，然后再去忙其他的。老人有低保，為了每月多給老人點錢，他跟妻子商量：“這么地，就說現在低保工資漲了，讓咱媽高興，要不她肯定不能要。”
去年12月，老人離開人世，崔維江像親兒子一樣，從頭到尾操辦喪事，大姨姐很受感動，說：“維江，我們全家都佩服你，咱媽雖然走了，但她心里是高興的。”
崔維江的女兒今年就要高考了，他也沒有多少時間陪孩子，好容易回到家，不是填報表，就是發微信，怕過后找不著，有時候還把信息發給妻子讓她保存，氣得妻子問他：你能不能給我們娘倆留點空間？
女兒很懂事，在沖刺高考這么重要的人生階段，媽媽在醫院陪姥姥，爸爸在礦里不回家，懂事的她只能自己一個人做飯、洗衣服、寫作業。有一天好容易見到爸爸，女兒特別開心，說：“爸爸，你讓我抱你一下吧。”
然后跟崔維江撒嬌：“爸爸，我的電話你接都不接，直接就掛了，你就這么忙？這三年你都沒陪過我，沒陪我聊過天，沒陪我補過課，爸，這三年你欠我的。”
崔維江的眼淚一下子就流了出來，他抱住女兒，跟孩子鄭重許愿，說：“對不起，女兒，爸爸單位真的很忙，等疫情結束，爸爸多陪你幾天，等你考上大學，爸爸親自送你去。”
“我們都是共產黨員……”
在東保衛礦，與疫情作戰的，不只有崔維江，他的身后是一群戰士，每天摸爬滾打，一遍遍地篩查、報表，各種滋味和壓力不是別人能想象的。
綜一隊網格長張全休，井下采煤、材料核算是行家，可擺弄起電腦卻是門外漢，信息排查需要上報，他就用手寫，寫完拍照再上傳，用這種最“笨”的辦法，全隊100多名職工，做到排查零差錯、上報零失誤。
綜采高二隊網格長、黨支部書記張海臣，把黨小組分為三類，即一二三小班，由三個副段長匯報每天排查情況，他再上報給總網格長，崔維江每次發到群里的公告，他馬上發給三個段的微信群，對職工和家屬的排查情況、信息報備不過夜、不過天。
今年臨近春節，集團公司和雙礦公司黨委發出就地過年的倡議，一位礦班子成員孩子在上海，小外孫出生快一周歲了，他都從來沒有見過，本來滿心歡喜期待著，女兒一家要在這個春節回來，倡議書發出以后，他回到家，主動告訴女兒，不要回來了，就地過年吧，給老爸多拍點小寶貝的視頻，讓老爸看看。
辦公室副主任潭俊武也面臨著痛苦的抉擇。他的家在河北，那里有兩個讀高中的兒子，妻子一個人苦苦支撐，每年的春節是一家人唯一團圓的時候，黨委一聲號令，他二話沒說，舍小家、為大家，年三十晚上，獨自一個人待在礦上。
為什么一個個共產黨員能頑強地堅持戰斗？為什么黨組織的號召就能一呼百應？正如崔維江在2000年6月15日入黨那一天所寫的幾句話——
“我是一名黨員，我要把黨員的形象和義務體現出來，這就是我的人生價值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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